无法用“GDP”来衡量
新经济政策的目标
“Well-being”是什么?

在亚细亚大学任教之前，我曾担任国家公务员。大学时主修经济学，我希望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为国民的生活做出贡献，于是在1990年进入了经济企划厅（现内阁府）。当时正值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，日本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。然而，泡沫经济在第二年就崩溃了。此后的30多年里，我作为经济官僚，直面日本经济的动荡时期，从事经济财政政策的制定和经济分析工作。我参与撰写了共八次《经济财政白皮书》，该白皮书全面分析了每年的经济财政趋势，并总结了课题、未来展望、政策方向等，还负责制定经济财政管理和改革的基本方针（即所谓的“骨头政策”），以及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新冠疫情期间的经济对策。
担任经济官僚期间，他曾赴英国研究生院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，后两度在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OECD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）任职。
2009年，我第二次被派往经合组织（OECD），担任日本常驻经合组织代表团参赞，在与经合组织的讨论中，我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在反映政府的意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当时我主要负责经合组织的经济政策和统计工作，正是在那时，我接触到了经合组织统计部关于“幸福感”的倡议，即创建衡量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指标。
2008年，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成立了“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”。该委员会又称斯蒂格利茨委员会，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·斯蒂格利茨教授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）担任主席，成员包括来自美国、英国、法国和印度的25位专家。该委员会在2009年的报告中指出，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作为衡量一国社会发展的经济指标存在局限性，并建议制定纳入“福祉”视角的可持续性指标。
与此同时，2008年，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。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破产引发了“雷曼冲击”，并最终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衰退。这一事件也暴露了以“新自由主义”为基础的经济政策的局限性，而此前，新自由主义一直是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机制信任的驱动力。
针对这种情况，重新审视以往以提高GDP增长率为重点的经济政策的势头日益增强，“幸福感”作为新的政策目标开始受到全球关注。经合组织也于2011年根据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报告制定了“美好生活指数”（BLI）。
然而，并非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从一开始就支持“幸福感”倡议，因为他们反对将“幸福”这种高度主观的个人价值引入到本应客观的经济指标中。
然而，传统的“经济增长至上”显然已不再奏效。因此，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经合组织的“幸福指数”倡议。当时的政府也将提升幸福指数视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，并着手制定实现这一目标的指标。作为日本政府驻经合组织代表团成员，我与经合组织统计局的人员保持着密切联系，并深入参与了幸福指数的启动，包括获得日本政府的研究资助。
自BLI以来，其他国际组织也加强了其福祉倡议。联合国自2012年起每年发布《世界幸福报告》，并正在考虑一项名为“超越GDP”的经济指标来取代GDP。迄今为止，包括日本在内的35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一直在致力于衡量福祉。全球对福祉日益增长的关注令我深感感动，因为我自经合组织成立之初就一直深入参与这一议题。